楔子
88年我进城采购生活用品，年轻女店员悄悄扣下几分钱，我上门追问，她腼腆坦言：不用点小套路，怎么能见到你
1.
柜台后面那姑娘又少找了我三分钱。
我把手里的毛票和硬币来回数了两遍，没错，确实少了。
我抬头看她，她正低着头拨算盘，珠子噼里啪啦响，脸上没什么多余的表情。
“同志，钱好像不对。”
她抬眼瞟了我一下，又低下去：“哪儿不对了？”
我张了张嘴，把那几枚硬币又摸了一遍。上回也是她，也是少了几分。
我说不上来哪儿不对劲——一个国营百货商店的售货员，至于为了几分钱动手脚吗？
可她那一瞟的眼神里，分明藏着点别的什么。
01
一九八八年的春天来得晚。
我们公社——那时候已经不叫公社了，改叫乡了——地处豫东平原的边上，离县城骑自行车要一个半钟头。三月底了，田埂上的草还没怎么返青，风里头带着土腥味，刮在脸上跟砂纸似的。
我那年二十四，在乡里的砖窑厂当会计。说是会计，其实啥都干，盘账、采购、偶尔还得跟着拉砖的板车去送货。窑厂是乡办企业，效益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，工人工资能按月发，逢年过节能分几斤猪肉，在当时那个环境下，已经算不错了。
那天去县城，是厂长赵德厚安排的活儿。
“培生，你跑一趟城里，把这个月的办公用品采购了，再买几把锁头、两卷铁丝，库房那边要用。”赵德厚坐在他那把吱呀作响的藤椅上，从抽屉里摸出一沓钱，用皮筋箍着，递给我。
我接过来，没当面数。赵德厚这人别的不说，账目上从来不含糊。
“骑我那辆车去吧，你那破二八，链条都快断了。”他补了一句。
我道了声谢，推上他那辆半新的永久牌自行车，出了厂门。
通往县城的路是条沙石公路，坑坑洼洼的，骑在上面屁股颠得生疼。路两边是一望无际的麦田，麦苗还矮着，绿油油地趴在地上。偶尔有拖拉机突突突地从对面过来，卷起一阵黄土，呛得人直咳嗽。
我把帆布包往车把上挂稳了，使劲蹬。
县城叫陈集县，不大，但在我们那一片算是热闹地方了。主街就一条，从东头的汽车站到西头的电影院，满打满算不到两里地。街两边是各种门面——国营饭店、照相馆、新华书店、理发店，还有一家百货商店，三层楼，是全县最气派的建筑。
那百货商店叫“东方红百货大楼”，虽然那会儿好多地方已经改了名字，但这块牌子一直没换。门口两根水泥柱子，刷着暗红色的漆，漆皮剥落了不少，露出底下灰扑扑的水泥。
我把自行车锁在门口的铁栏杆上，拎着帆布包进了门。
一楼卖日用百货，牙膏牙刷、毛巾肥皂、锁头铁丝这些东西都在这层。柜台是玻璃的，里面摆着各种商品，上头蒙了层薄灰。几个售货员站在柜台后面，有的织毛衣，有的嗑瓜子，有的靠在货架上看小说。
那年头国营商店就这样，售货员都是正式工，端的是铁饭碗，顾客上门不上门跟她们的工资没半毛钱关系。你要是态度好好地问一句“同志，那个帮我拿一下”，运气好的碰上个和善的，会慢悠悠地转过身帮你取；运气不好碰上个正烦着的，白眼能翻到天花板上去。
我在一楼转了一圈，先把铁丝和锁头买了。卖五金的柜台是个中年男人，戴着蓝色套袖，倒是利索，三下五除二开了票，让我去收银台付钱。
然后我上了二楼，买办公用品。
稿纸、墨水、钢笔、信封、复写纸，这些东西二楼文具柜台都有。我掏出赵德厚给我写的清单，一样一样地念。
“同志，来两刀稿纸，三瓶墨水——要英雄牌的，两盒回形针，一盒大头针，再来十个牛皮信封。”
柜台后面站着个姑娘。
说实话，我第一眼注意到她，不是因为她好看——虽然确实好看——而是因为她跟别的售货员不一样。别人都穿得松松垮垮的，她的白衬衣领子熨得平平整整，蓝围裙系得规规矩矩，头发扎成一条辫子，搭在肩膀上。最关键的是，她在看一本书。不是那种地摊上的武侠小说，是一本正经的书，封面上印着几个字，我瞄了一眼——《平凡的世界》。
她听见我说话，把书合上，抬起头。
一双眼睛不大不小，但很亮，像是秋天田里刚灌满水的稻田，映着光。鼻梁不算高，但线条很柔。嘴唇薄薄的，下唇微微翘着，看起来有点倔强，又有点天真。
“稿纸要几百格的？”她问。
“三百格的。”
她转身从货架上拿东西，动作干净利落。不像有些售货员，拿个东西跟你有什么仇似的，慢吞吞的，还叹气。
她一样一样地摆在柜台上，嘴里默默地念着数，然后低头打算盘。
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地响了一阵，她抬头报了个数。
“一块七毛六。”
我从帆布包里摸出钱，递过去两块。她找了我零钱。
我接过来，往口袋里一塞，拎着东西就走了。
那会儿我压根没在意什么几分钱不几分钱的。一块七毛六，找回来两毛四，天经地义的事。
我该注意到的，是她看我的那个眼神。
但我没有。
02
第二回去县城，是半个月之后的事。
四月中旬，窑厂接了一笔大单子，给邻乡盖学校供砖。赵德厚高兴得拍桌子，说这笔单子要是做好了，年底工人每人多发一个月工资。
忙归忙，采购的活儿还是得我去。
这回的清单长了不少。除了办公用品，还要买几把剪刀、一摞记账本、两瓶浆糊，另外赵德厚让我顺便帮他捎一条毛巾和一块香皂——他闺女要出嫁了，这些都是嫁妆单子上的零碎物件。
我又骑车进了城。
还是那个百货大楼，还是二楼文具柜台。
那姑娘还在。
这回她没看书，正趴在柜台上拿铅笔在一张白纸上画什么。我凑近了看了一眼，是一幅简笔画，画的是一棵树，树上停着一只鸟。画得不怎么样，但看得出来用了心，线条一笔一笔的，很认真。
“同志，买东西。”我敲了敲玻璃柜台。
她抬头看见我，愣了一下。
那个“愣”很短，短到我当时以为是自己看错了。但后来回想起来，那个停顿是真实存在的，像一帧画面被人按了暂停键。
“你好，要什么？”她很快恢复了正常，拿起一支铅笔，准备在小票上写。
我把清单递过去。她接过去看了看，开始转身拿东西。
这次我注意到她的手。指头细长，指甲修剪得很短，干干净净的。拿东西的时候，动作很稳，不紧不慢。
她把东西一样样摆好，又开始打算盘。
噼里啪啦一阵响。
“三块两毛三。”
我递过去五块钱。她打开抽屉找零钱。
一张一块的，一张五毛的，两个一毛的，两个一分的硬币。
她把钱递给我，我随手接了，塞进裤兜。
走到楼梯口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想数一下。
一块，五毛，两个一毛，两个一分。
一块加五毛是一块五，加两毛是一块七，加两分是一块七毛二。
五块减三块两毛三，应该找一块七毛七。
少了五分钱。
我站在楼梯口，手里捏着那几个硬币，回头看了一眼。柜台那边，她又低下了头，好像在继续画她的画。
五分钱。
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。搁在当时，能买两根冰棍，或者一包葵花子。在窑厂里，我一天的补贴也就两块多。五分钱不至于让我心疼，但这事儿本身让我觉得不舒服。
一个国营商店的售货员，少找五分钱。是算错了？还是故意的？
我想回去问，但又觉得为了五分钱折回去找人家理论，显得太小气。
最后我还是走了。
骑车回去的路上，风呼呼地灌进衣领子里，凉飕飕的。我心里惦记着那五分钱，越想越不对劲。
上回买了一块七毛六的东西，她找了我两毛四。
两块减一块七毛六，应该是两毛四。没问题。
——真的没问题吗？
我使劲回忆了一下，上次找回来的零钱是什么面额的。但实在想不起来了，当时随手一塞，根本没数。
也许上次也少了。也许没有。我没法确定。
回到窑厂，我把账报了，把东西交给了库管老周。赵德厚的毛巾和香皂我单独放在一边，晚上给他送去。
晚饭是食堂的馒头就咸菜，我蹲在窑厂门口吃，看着远处的麦田发呆。
老周端着碗过来，蹲在我旁边。
“培生，想啥呢？”
“没想啥。”
“没想啥你那碗咸菜都快让你搅成酱了。”
我低头一看，还真是。
“老周，我问你个事。”
“说。”
“你说一个人，在商店买东西，售货员少找了你几分钱，你会回去要吗？”
老周嚼着馒头想了想：“几分钱？不值当。但要是经常少，那就是人家手脚不干净了，得说。”
“要是不是手脚不干净呢？”
“那是啥？算错了呗。”老周看了我一眼，“你买东西被人坑了？”
“不算坑吧，就是……说不上来。”
老周笑了一声，没再问。
03
第三回去县城，是五月初。
这回是我自己要去的。窑厂发了工资，我手里有点余钱，想买双新球鞋。我脚上那双解放鞋穿了两年多，鞋底都磨薄了，走在砖窑上能感觉到地面的热。
另外还有个原因——我想搞清楚那五分钱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说不清为什么，那件事像根刺似的，扎在心里，不疼，但一直在。
我特意挑了个周末，穿了件干净的衬衣，把头发拢了拢——倒不是刻意收拾，就是觉得进城总不能太邋遢。
到了百货大楼，我先去一楼买了双回力球鞋，白色的，四块八。然后我上了二楼。
这回其实没什么要买的，但我还是走到了文具柜台前。
她在。
今天她穿了一件淡蓝色的的确良衬衫，辫子换成了两条，分别搭在胸前。算盘摆在柜台上，旁边放着一个搪瓷杯，杯子上印着“奖”字，里面泡着茶，茶叶梗子在水面上浮浮沉沉。
“买什么？”她看见我，眼睛眨了一下。
我临时编了个理由：“来一瓶墨水。”
“英雄牌的？”
她记得我上回买的牌子。
“对，英雄牌的。”
她转身拿了一瓶墨水，放在柜台上。
“六毛二。”
我递过去一块钱。
她找钱的时候，我盯着她的手看，一个动作都不放过。
她从抽屉里拿出三个一毛的硬币，又拿了一个五分的，还有一个两分的。
三毛加五分加两分，三毛七。
不对。
一块减六毛二，应该是三毛八。
少了一分钱。
我把硬币摊在手心里，抬头看她。
她正在把算盘上的珠子归位，手指头噼噼啪啪地拨着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。
“同志。”我说。
“嗯？”
“少了一分钱。”
她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，然后继续拨珠子：“哪儿少了？六毛二，没错吧？”
“六毛二没错，但你找我三毛七，应该是三毛八。”
她抬起头看我，眼神里有一种我说不太明白的东西。不是心虚，不像做了错事被抓住的那种慌张。倒像是——被人看穿了某个秘密之后的那种微妙。
“是吗？”她低头又拨了一下算盘，“可能是我数错了。”
她从抽屉里拿了一个一分硬币，递给我。
“给你。”
我接过来，捏在手里，没动。
“同志，我想问你件事。”
“问吧。”
“上回我来买东西，你也少找了我五分钱。”
她没说话。
“上上回我不确定，但这两回，我回去都数过了。”
她还是没说话，低着头，手指头在算盘边缘上无意识地摩挲着。搪瓷杯里的茶叶晃了一下。
旁边五金柜台的一个年纪大些的女售货员往这边看了一眼，嘀咕了一句什么，又转回去了。
“我不是故意贪你的钱。”她终于开口了，声音很轻，轻到我差点没听清。
“那你是？”
她没回答，脸有点红。不是那种抹了胭脂的红，是从脖子根往上漫的那种红，像春天傍晚的晚霞，一层一层地洇上来。
“同志，你……要是介意的话，我把之前少找的都补给你。”
“我不是在意那几分钱。我就是想搞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。”
她抬眼看了我一下，又迅速移开。
“你下次来的时候，我再跟你说。”
“下次？我不一定什么时候再来了。”
“那……”她咬了一下嘴唇，从柜台下面摸出一张纸条，低头写了几个字，折了两折，递给我。
“你要是想知道，就照这个地址来找我。周日下午我不上班。”
我接过纸条，没打开看，塞进了上衣口袋里。
走出百货大楼的时候，太阳正好，晒在身上暖洋洋的。我站在台阶上，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条，展开。
上面写着一个地址：幸福巷十七号。
字迹很秀气，一笔一划的，跟她这个人一样，规规矩矩。
04
我在窑厂里纠结了一整个星期。
去还是不去？
说到底，不过是几分钱的事。就算她真的有什么说法，又能怎样？总共也就少了几分，我难道还能找她赔个大价钱不成？
但那张纸条就揣在我上衣口袋里，每次伸手摸到的时候，心里就像被猫爪子轻轻挠了一下。
不是因为钱，是因为好奇。
一个百货商店的售货员，为什么要少找我几分钱？如果是贪小便宜，何必每次都刚好少那么一点点？几分钱能干什么？连贪都算不上。如果不是贪，那是什么？
到了周日，我还是去了。
换了件半新的中山装，把球鞋擦了擦，骑上自行车进了城。
幸福巷在县城的南边，离百货大楼不远，拐两个弯就到了。巷子不宽，两边是青砖瓦房，有些墙上还刷着早年的标语，红漆褪得差不多了，只剩下隐约的痕迹。
十七号的院门是两扇木板门，刷着绿漆，门上贴着一副春联，已经被风雨剥蚀得看不太清了。
我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，抬手敲了门。
院子里传来脚步声，然后门开了。
是她。
她没穿工作服，换了一件碎花的棉布衫子，下面是一条深蓝色的裤子，脚上踩着一双黑色的布鞋。辫子还是两条，用红色的皮筋扎着。
看见我，她明显愣了一下——就好像虽然给了我地址，但并不确定我真的会来。
“你……来了。”
“你让我来的。”我说。
她往旁边让了让：“进来吧。”
院子不大，但收拾得干净。靠墙种了一排指甲花，刚冒出嫩芽。角落里支着一个蜂窝煤炉子，上面坐着一把铝壶，壶嘴冒着细细的白烟。
她搬了把小板凳让我坐，自己去倒水。
我打量了一下这个院子。正屋三间，东边一间挂着布帘子，看样子是卧室。堂屋的门开着，里头有一张八仙桌，桌上摆着一台收音机，正播着评书——是单田芳的，声音沙哑，正说到紧要关头。
“就你一个人住？”我问。
“嗯，我爸妈在乡下。我在城里上班，商店给分了这间房。”她端着两个搪瓷杯出来，递了一杯给我。
我接过来，杯子上也印着“奖”字，跟她在柜台上用的那个是一对。
茶水是现泡的，茉莉花茶，闻着有股清香。
我喝了一口，不说话，等她先开口。
她在我对面坐下，双手捧着杯子，低头看着杯子里的茶叶。太阳从院墙上方斜照进来，打在她脸上，能看到她脸颊上细细的绒毛。
“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人手脚不干净？”她突然问。
“我没说这话。”
“但你肯定这么想过。”
我没否认。
她叹了口气，把杯子放在膝盖上，抬头看着院墙上方的那片天空。
“我跟你说实话吧。”
“你说。”
“我不是算错了，也不是想贪你那几分钱。”
“那你是……”
她低下头，脸又红了。这次红得更厉害，连耳朵尖都红了。
05
她叫程小蔓。
这个名字我是后来才知道的，那天下午在院子里，她犹犹豫豫地跟我说了大半个钟头，才把事情讲明白。
事情其实很简单。
她第一次见我，是两个月前，我头一回去百货大楼买办公用品。那天她刚跟组长闹了不愉快，正窝着一肚子火，有个顾客来买东西，她态度不好，差点被投诉。等我走到她柜台前，她正在心里骂自己，一抬头，看见个瘦高个的年轻人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，说话客客气气的，不像有些顾客那样颐指气使。
“你说要英雄牌墨水的时候，还特意加了一句‘麻烦了’。”程小蔓低着头说，“好多人来买东西，连句客气话都不带的。你不一样。”
我回忆了一下，好像是说过这么一句。但那只是我的习惯，我娘从小就教我，跟人说话要带个“请”字、带个“谢”字。
“然后呢？”
“然后你就走了。我想叫住你问个名字，但旁边有同事在，不好意思。”
她说到这儿，停了一下，搓了搓手指头。
“后来我想，你买的是办公用品，肯定不是自己家里用的，应该是哪个单位的。但县城那么多单位，我也不知道你是哪个。你也不一定每次都来这个商店买。”
“所以你就少找我几分钱？”
她点了点头，声音小得像蚊子哼：“我想着，你要是回去发现钱不对，下次来的时候肯定会找我理论。那样，我就能再见到你了。”
我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手里的搪瓷杯热乎乎的，茉莉花茶的香味一阵一阵地往鼻子里钻。院子里的指甲花在风里轻轻晃着，蜂窝煤炉子上的铝壶发出细微的咕嘟声。
“你是说……你故意少找我零钱，就是为了让我再去找你？”
她不说话了，就那么低着头，两只手绞在一起。
那个年代的姑娘，说出这种话是需要很大勇气的。不像现在，喜欢谁可以直说。那会儿，一个女孩子要是被人知道主动跟男的搭话、示好，是要被人议论的。
“那你……”我清了清嗓子，觉得接下来的话不太好问，但还是问了，“你就不怕我是个坏人？”
她抬起头看我，眼睛里有一点笑意：“你不像坏人。”
“你见过我几次？你怎么知道我不像？”
她想了想：“买英雄牌墨水的人，应该不会太坏吧。”
这理由简直站不住脚。但她说这话的时候，表情很认真，认真到我没法反驳。
06
那天下午我在程小蔓的小院子里坐了两个多钟头。
我们聊了很多。她是陈集县往南六十里的程庄人，爹妈都是种地的，家里还有个弟弟在念初中。她念到高中毕业，没考上大学，后来托了个远房亲戚的关系，进了百货大楼当售货员。在这个年代，这已经是农村姑娘能找到的很好的出路了——城镇户口、铁饭碗、每月四十多块钱的工资。
她喜欢看书，那本《平凡的世界》是她从新华书店买的，攒了半个月工资。她说她最喜欢里面的田晓霞，觉得那才是女孩子该有的样子——独立、有主见、不随波逐流。
“那你觉得你像田晓霞吗？”我问。
她摇头：“我哪儿比得上人家。人家是大记者，我就是个卖文具的。”
“卖文具怎么了？文具也重要。没有文具，作家拿什么写书？”
她听了这话，笑了。
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笑。之前在柜台后面，她一直是那种不卑不亢的表情，客客气气但有距离感。这一笑，整个人像是被春风吹开的花骨朵，一瞬间就鲜亮起来了。
收音机里的评书说完了，换成了播放歌曲——费翔的那首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。她赶紧跑进屋把收音机关了，出来的时候脸又红了。
“太吵了。”她解释。
其实也没多吵。
太阳开始往西偏了，院墙的影子慢慢地拉长，爬上了我脚边的地砖。我知道该走了，再晚骑车回去天就黑了。
站起来的时候，我从裤兜里掏出那几个硬币——之前她少找的，加上后来补给我的，还有今天买墨水的零钱，一共也没几分。
“给你。”我把硬币放在她手心里。
她愣住了。
“不是什么大钱，但你每月工资也不多，别在这上头操心了。”我说，“下回我来买东西，你正常找零就行。”
“下回？”她抬头看我，眼睛亮了亮。
“嗯，下回。”
我说完就转身往外走，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她在身后喊了一声。
“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我回头：“宋培生。”
“哪个培？哪个生？”
“培养的培，生活的生。”
她小声重复了一遍：“宋培生。”
好像在确认什么很重要的东西。
我骑上自行车，回头看了一眼幸福巷的巷口。她没有出来送我，但我知道她站在院门后面。
那天晚上回到窑厂宿舍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。脑子里全是她说的那句话——“不用点小套路，怎么能见到你。”
一个姑娘，用少找几分钱的方式，只是为了再见一个人一面。这事儿搁在哪朝哪代，都算得上一桩奇事了。
可我心里清楚，这事儿远没有这么简单。她是城镇户口，我是农村户口。她是正式工，我是乡办企业的临时会计。在那个年代，这两道坎，比山还高，比河还宽。
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证明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——
07
从那之后，我每隔一两周就找个理由进一趟城。
有时候是真有采购任务，有时候是我自己编的借口。赵德厚看我总往城里跑，问了一句“你是不是在城里有相好的了”，我矢口否认，他嘿嘿笑了两声，也没再追问。
每次去百货大楼，我都在二楼文具柜台前站一会儿。有时候买点东西，有时候什么都不买，就站在那儿跟她说两句话。
那个年代，谈恋爱这件事，跟现在不一样。没有电话可以打，手机更不用想，写信又太慢，而且我也不确定我们之间到底算什么。
她从来没有正式说过“喜欢”这两个字。我也没说过。但是每次我出现在柜台前面，她眼睛里的那个亮光——就像冬天夜里远远看见一盏灯——那是骗不了人的。
我们在用一种笨拙得可笑的方式靠近彼此。
有一回我给她带了一包窑厂食堂的花生米，用报纸包着，递过去的时候手指碰到了她的手指，两个人都像触了电似的缩回去了。旁边五金柜台的大姐往这边看了一眼，笑得意味深长。
六月底的一个周日下午，我又去了幸福巷。
她在院子里洗衣服，袖子挽到胳膊肘上方，手臂白白的，上面沾着肥皂泡。看见我来了，她用胳膊肘把额前的头发拨了一下。
“你又来啦？”
“嗯。”我把带来的东西放在石桌上——一兜桃子，是路上经过一个村子买的，又红又大。
她洗完衣服擦了手，拿起一个桃子在衣服上蹭了蹭，咬了一口。
“甜的。”
我们坐在院子里吃桃子，聊天。她问我窑厂的事，我问她百货大楼的事。她说组长又给她排了最差的班次，一周有三天要上晚班，下班的时候街上黑漆漆的，走回来心里发毛。
“你怎么不找人搭伴走？”
“跟谁搭伴？住附近的同事就两个，都是有家有口的，人家不愿意等我。”
“那我以后来接你。”这话说出口的时候，我自己都吃了一惊。
她低头看着手里的桃核，没说话。
过了好一会儿，她轻轻地嗯了一声。
那声“嗯”比桃子还甜。
但好日子没过多久。
七月的一天，我照常去百货大楼找她，却发现文具柜台换了个人——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，不认识。
“同志，请问之前这个柜台的那个姑娘呢？”
中年女人看了我一眼，嘴角往下一撇：“你说程小蔓啊？她被调到仓库去了。”
“调仓库？为什么？”
“上头的决定，我哪知道。”
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赶紧出了百货大楼，骑车直奔幸福巷。
院门没锁。我推门进去，她坐在屋里的八仙桌前发呆。看见我进来，她抬起头，眼眶是红的。
“怎么了？到底出什么事了？”
她揉了揉鼻子，声音有些哑：“没什么大事。就是组长……说我上班时间跟人闲聊，影响不好，把我调到仓库去了。”
我立刻明白了。所谓“跟人闲聊”，指的就是我每次去柜台找她说话的事。
那个组长我见过一面，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，烫着卷发，嘴唇涂得红红的，说话阴阳怪气的。有一回我在柜台前跟程小蔓多聊了两句，她就过来敲了敲玻璃，说“上班时间不要聊天”，口气很冲。
“是我连累了你。”我坐在她对面，心里很不好受。
“不怪你。”她摇头，“组长本来就看我不顺眼。我是乡下来的，在这儿没根没底的，她想整我，随便找个由头就行。”
“那你在仓库干什么活？”
“搬货、清点库存。”她苦笑了一下，“倒也清静，不用跟她打交道了。”
但我知道，从前台调到仓库，在那个年头意味着什么。不仅是岗位的变化，更是一种信号——你被边缘化了。以后评先进、涨工资、分房子，通通跟你没关系。
我坐在那儿，拳头不自觉地攥紧了。
“培生。”她叫我名字的时候，语气很轻。
“嗯？”
“你不用为这个事内疚。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”
“什么选择？”
她看着我，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认真。
“我选了你啊。”
08
程小蔓被调到仓库之后，我有一个多月没去县城。不是不想去，是不敢去。
我怕再去，给她添更多麻烦。
那段时间我在窑厂里拼了命地干活，盘账、跑业务、甚至跟着工人一起搬砖。赵德厚看我像换了个人似的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培生，你是不是失恋了？”
我说没有。他哈哈大笑，也不知道信了没有。
八月的一个傍晚，我正在宿舍里洗脚，门外有人喊我名字。
“宋培生！有人找你！”
我趿拉着鞋出去，站在窑厂大门口的，竟然是她。
她骑了一辆女式自行车，车把上挂着一个网兜，里面装着几个西红柿和两根黄瓜。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，脸上红扑扑的，额头上有一层细密的汗珠。
她骑了一个半钟头的路，从县城骑到了我们乡上。
“你……你怎么来了？”我站在门口，一时不知道手往哪里放。
“你一个多月不来找我，我还以为你不想理我了。”她喘着气，把自行车支好，从网兜里拿出西红柿往我手里塞，“给你的。商店旁边的菜摊上买的，新鲜的。”
那几个西红柿又红又圆，带着藤蔓上的清香。我捧着它们，鼻子突然有点酸。
一个姑娘骑了一个半小时的路来找一个人，在那个年代，这不是一件小事。
我把她让进了宿舍——其实就是窑厂后面的一排平房，每间房住两个人。我室友老刘去他丈母娘家了，屋里就我一个人。
我给她倒了杯水，看着她咕咚咕咚喝了半杯。
“以后别这样了。”我说，“这条路不好走，万一摔了怎么办。”
“那你为什么不来找我了？”
“我怕给你惹事。你都被调仓库了，我再去，不是火上浇油吗。”
她放下杯子，擦了擦嘴角：“那你就打算一直不来了？”
“我在想办法。”
“想什么办法？”
我沉默了一会儿。其实我确实一直在想，想来想去，只想到一个办法。
“小蔓，我想跟你处对象。正式的那种。”
她看着我，没说话。
“但是你也知道，我是农村户口，你是城镇户口。我在乡办企业当会计，没有正式编制。你爸妈那边，还有你们商店的领导那边，估计都不会同意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她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得不像一个二十二岁的姑娘。
“所以我在想，我得先把自己的事情搞起来。窑厂这边赵厂长说了，明年可能转制，到时候有机会承包。如果我能把厂子承包下来，挣了钱，到时候你爸妈那边我去说。”
“你不用跟我爸妈说。”
“什么意思？”
“我自己的事，我自己做主。”她盯着我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，“我妈说要给我介绍县里供销社的一个干部，我拒了。”
我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撞了一下。
“你……拒了？”
“嗯。我妈气得三天没跟我说话。”她低头笑了笑，那笑里有一点无奈，也有一点倔强，“但我不后悔。”
那天傍晚，我送她到乡里的公路口。夕阳把整条路染成了金色，麦田已经收割完了，剩下一茬茬的麦茬子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，像大地写的密密麻麻的信。
她上了自行车，回头看了我一眼。
“宋培生，你要是敢不要我，我就天天去你窑厂门口堵你。”
我笑了。
“不会的。”
她骑上车，蹬了几下，回头又喊了一句：“我那几分钱你还欠着呢！”
“不是给你了吗？”
“我又还给你了！”
她的声音被风吹得忽远忽近，跟她的辫子一起飘在晚风里。
09
那年秋天，窑厂出了一件大事。
赵德厚跟乡政府谈好了承包方案，窑厂正式改制。他承包了整个厂子，我被他提拔成了副厂长兼财务主管。
说是副厂长，其实就是管得宽了一些。但工资涨了，每个月能拿到七十块。在那个年月，七十块已经不算少了。
更重要的是，赵德厚跟我交了底：“培生，你好好干。明年如果效益好，我给你办转正手续，以后你就是正式的厂管人员了。”
转正的意思是什么？是编制，是身份，是我能理直气壮地去程小蔓家提亲的底气。
我像上了发条似的，没日没夜地扑在厂子里。找客户、谈价格、盯质量、算成本，什么都亲力亲为。那年冬天特别冷，窑炉前热浪滚滚，窑炉后面冷风刺骨，我就在这一冷一热之间来回跑，棉袄上全是砖灰。
程小蔓每隔一段时间就给我写信。那时候邮递员骑着绿色的自行车来送信，我每次看到他都心跳加速。她的信写得很短，通常就几行字，说说百货大楼的事，说说她读了什么书，偶尔附一幅她画的小画——画得还是不怎么样，但我每一张都留着，夹在我的记账本里。
有一封信里她写道：“今天仓库来了一批新货，我搬了一下午的箱子，胳膊酸得抬不起来。但是想到你在窑厂也很辛苦，我就觉得没什么了。我们都在为以后努力，对吧？”
我看完这封信，在油灯下坐了很久。那盏灯的火苗一跳一跳的，像一颗不安分的心。
转眼到了年底。窑厂效益确实不错，赵德厚兑现了承诺，给每个工人多发了一个月工资。除夕那天，他把我叫到办公室，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。
“看看这个。”
我接过来一看，是乡政府批准的转正文件，上面有我的名字。
“赵哥……”
“别叫我赵哥，叫厂长。”他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，“过完年，你就是正式的了。好好干，别辜负我对你的信任。”
我拿着那张纸，手都在抖。
那年春节，我没有回家过年。窑厂有人值班，我主动留了下来。大年初二那天，我骑车去了县城。
百货大楼放假，门关着。我直接去了幸福巷。
她在。
院子里贴了新对联，门上挂了一串红辣椒。她穿着一件新的红棉袄，正在院子里剁饺子馅。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“给你拜年。”我把带来的东西放在桌上——两斤猪肉，一条鱼，一兜子苹果，还有一个红纸包。
她擦擦手，拿起红纸包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“你打开看看。”
她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张乡政府的转正文件复印件。她看了几遍，不太明白。
我跟她解释了一番——转正意味着什么，意味着我以后有了正式身份，不再是临时工。
她听明白之后，抬头看着我，眼睛亮晶晶的。
“宋培生，你是不是要跟我说什么？”
“我……”我深吸一口气，“我想去你家，见你爸妈。”
她低头笑了，笑着笑着，眼睛就红了。
“你总算舍得开口了。”
10
见程小蔓父母那天，是正月十五。
我借了赵德厚的自行车，后座上绑了两坛酒、两条烟、十斤挂面、两包红糖，还有一块用红布包着的“金鹿牌”闹钟——这是我花了大半个月工资买的，在那年头算是拿得出手的礼了。
程庄离县城六十里地，全是土路。我骑了将近三个钟头，到的时候两条腿都快不听使唤了。
程小蔓的家是三间土坯房，院子里养着几只鸡。她爸叫程根来，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，见了我之后先上下打量了一番，然后不太热络地让我进屋坐。
她妈坐在灶台前烧火，从头到尾没正眼看我一下。
程小蔓夹在中间，帮着端茶倒水，脸上的表情有些紧张。
气氛很微妙。
程根来坐在炕沿上，卷了一根旱烟，慢吞吞地抽着。抽了半根才开口：
“你就是那个宋培生？”
“是，叔。”
“小蔓跟我们提过你。说你在乡里的砖窑厂上班。”
“对，我现在是副厂长，已经转正了。”
“转正了……”他重复了一遍，语气听不出是认可还是敷衍。
“叔，我知道您和婶子的顾虑。我是农村户口，条件比不上城里的。但我这人肯干，窑厂这两年效益好，我手里也攒了点钱。我一定会对小蔓好的。”
程根来没说话，只是抽烟。那烟抽得很用力，一口一口的，像是在把心里的话都抽进肺里。
厨房里传来锅碗的声响。她妈始终没过来。
程小蔓站在堂屋门口，两只手绞在一起。
沉默了很久——久到我以为今天可能就这么僵着了——程根来把烟蒂掐灭在鞋底上，抬头看着我。
“我闺女是个倔脾气，她认准了的事，十头牛都拉不回来。”
“叔……”
“我不是要为难你。”他顿了顿，“我就一个条件。”
“您说。”
“你别让她吃苦。她从小在家没受过什么委屈，我不想她以后后悔。”
我站起来，站得笔直。
“叔，我宋培生用人格跟你担保。”
程根来看了我半天，叹了口气，从炕上下来，走到门口，冲着厨房喊了一声：
“他妈，多炒两个菜，留客人吃饭。”
厨房里沉默了两三秒，然后传来一声不太情愿的“知道了”。
程小蔓站在门口，眼泪哗地就下来了，又赶紧用袖子擦掉。我看了她一眼，她也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赶紧跑进了厨房去帮忙。
那天的午饭，程根来跟我喝了半斤白酒。他不怎么说话，但每次举杯都实实在在地碰一下。她妈后来也从厨房出来了，虽然脸色不算太好看，但给我夹了一块红烧肉。
临走的时候，程根来站在院门口送我。程小蔓推着自行车，说要送我一程。
走到村口的大柳树下，她停住了。
“培生。”
“嗯。”
“谢谢你。”
“谢什么？”
“谢谢你来。谢谢你没放弃。”
我看着她，想说点什么，但嗓子眼堵得厉害。
最后我说：“那几分钱，我不找你要了。”
她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出来，笑得弯了腰。
“你还记着呢？”
“一辈子都记着。”
风从麦田那边吹过来，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。头顶上的柳树冒了新芽，嫩黄嫩黄的，像是谁用最细的毛笔点上去的。
她站在柳树下面，辫子被风吹到脑后，脸上还挂着笑。
那个画面我记了三十多年，到现在闭上眼睛还能看到。
11
那年秋天，我跟程小蔓结了婚。
婚礼办得简单，在窑厂食堂里摆了十桌。赵德厚当证婚人，程根来喝了不少酒，说话都大舌头了，拉着赵德厚的手说“我闺女就托付给你了”——他喝多了，认错了人。
程小蔓从百货大楼辞了职。不是因为我让她辞的，是她自己的决定。她说仓库的活儿没意思，不如到窑厂来帮我搭把手。
她来了之后，把厂里的后勤管得井井有条。采购、对账、工人的伙食安排，她一个人顶三个人用。工人们都叫她“宋嫂”，她不乐意，说“叫我小程就行”。但没人改口，还是叫宋嫂。
日子就这么过下来了。后来窑厂越做越大，又开了一条生产线。再后来赵德厚年纪大了，把厂子交给了我打理。再再后来，县城扩建，我们那个乡也并进了城区，户口的事早就不是问题了。
很多年以后，有一次我们搬家，从一个旧柜子里翻出了一个铁皮盒子。打开一看，里面是我当年写过的记账本。本子中间夹着几张发黄的纸片——是她早年画的那些简笔画。那棵树，那只鸟，画得歪歪扭扭的，但每一笔都看得出用了心。
还有一个小纸包，用橡皮筋扎着。打开来，是几枚硬币，都是一分两分五分的。
她走过来看了一眼，笑了。
“这是当年少找你的那些零钱，我一直留着呢。”
“你怎么还留着这个？”
“留个念想。”她把那些硬币一枚一枚地摆在桌上，歪着头数了数，“总共一毛一分钱。就这一毛一分钱，换了你一辈子。值不值？”
我看着她鬓角的白发，看着她眼角的纹路，看着她嘴角那个跟三十年前一模一样的笑。
“值。”
后来我常想，人这一辈子能遇到一个对的人，靠的从来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缘分。有时候就是几分钱，一张纸条，一趟骑了一个半小时的路。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串在一起，就成了一辈子。
那年她少找我几分钱的时候，我不会想到，那是我这辈子最划算的一笔买卖。
创作声明：本故事为虚构创作，内容纯属虚构，请勿与现实人物、事件相关联。文中素材来源于网络，部分图片非真实影像，仅用于叙事呈现。慢慢品读，静心聆听。你心中想要的答案，早已在心底悄然生长。期待与您再次相遇，再见。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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